由于给日军发了假电报，张海涛判断日军一时半会儿不可能立即判明泰安发生的情况，这样自己就可能有一段时间在泰安大做文章。不料当晚就有一辆日军军列通过，在界首被我军缴获。这本是一件好事，可在眼前情况下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因为军列是有时间的，鬼子也必定会通知沿途各站的，如此一来，我军占领泰安的事实捂都捂不住了。
张海涛想来想去，觉得还得再骗一把，至于能不能骗住鬼子就不好说了。于是，张海涛又给磁窑镇的鬼子发报，称虽然整个大汶口到泰安段铁路已经恢复正常，但土八路在泰安至界首之间也实施了破坏，有大约200米的钢轨被扒掉偷走。水野信旅团长已派部队追击，应该很快就可以追回丢失的钢轨和枕木，估计天明以后才能动手修复铁路。由济南发往前线的军列现已到界首站，待铁路修复后再发车。请磁窑车站通知磁阳县车站。
发完电报，张海涛左思右想都觉得这事瞒不过去，要是天明后鬼子飞机侦察怎么办？可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给泰西警备旅发报，询问他们的位置，请他们尽快护送编练司令部和抗大一分校、中央干部团到泰安汇合，过铁路进山。
此时，泰西警备旅和袁国平率领的编练司令部、抗大一分校、中央干部团已经抵达泰西地区，与段君毅的泰西特委和教导师派去的四个团的干部汇合，初步完成了部队编组。
接到张海涛的电报后，黄苏和王建安才知道我军攻占了泰安，全歼了日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
王建安是红四方面军的虎将，长征时任红四军政委，后到红军大学学习，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这次奉调教导师，刚来就担任了旅长，虽然是个警备旅，但王建安也很满意。军人么，只要有军队能打仗就行，哪里有那么多说事。因此，王建安一心想到津浦线上去，先干鬼子一家伙再说。可惜，泰西警备旅是新部队，战士们都是原鲁西北民军改编过来的，虽然经过编练司令部的训练，但仍然是一支新兵部队，唯一可取的是干部都是教导师的骨干，武器也都是日式武器。王建安就觉得只要训练一阵，磨合一阵，再打上几仗，泰西警备旅完全可以成为一支精锐劲旅。
黄苏是教导师的老人了，他知道刘一民给他们的任务虽然是袭扰兖州、济宁一线的鬼子，但那只是袭扰，是要通过小规模战斗来练兵。对于泰西警备旅目前的状况来说，刘一民的安排无疑是正确的。这方面黄苏有痛彻心髓的体会，他永远也忘不了长征时湘江之战红八军团的下场，知道新兵部队不经过高强度训练和战火考验，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主力。
和王建安、黄苏比起来，段君毅的资历就浅多了。他今年才28岁，1936年入党，是北平学生领袖，1937年到西安中央党校学习，随郭洪涛到的山东。
这三个人遇到一起，那是要军事有军事，要理论有理论，加上骑兵旅已经在泰西发展了一段时间，打下了基础，部队在此生存发展都没有问题。三个人一商量，就决定按照刘一民的命令，把泰西抗日自卫团改编为泰西警备旅警备第四团。部队先集中训练一段时间，彻底磨合为一体，然后开始轮战，一个团一个团上，先打小仗，用战斗来练兵。待战斗力上来后，就采取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的办法，主动出击，寻鬼子的晦气去。
这一接到张海涛的电报，黄苏和王建安都是眼睛一亮，知道战机来了。道理很简单，我军占领泰安，掐断了津浦线，日军必然迅速组织反扑，暂时情况下我军不可能固守泰安与日军死拼，主力必然转移另寻战机。日军夺回泰安后必然四处扫荡，肃清铁路沿线的我抗日力量。这样子的话，泰西警备旅就可以隐蔽在铁路线附近，鬼子大部队来了不理它，要是小队、中队的鬼子，就可以拿它来做磨刀石，打磨部队。
两个人商量定后，留下警备四团随段君毅在肥城与东平间发动群众，扩大部队，率领着泰西警备旅的警备一、二、三团急行军赶往泰安与泰安支队会合。
泰西警备旅和泰安支队会合后，在泰安把弹药、粮食、药品又补充了一下，黄苏、王建安和张海涛一起会商了日军可能采取的行动，决定在津浦路两侧实施坚壁清野，防止鬼子报复。至于泰安县城的商户和住民，尽量征求他们的意见，想撤的随部队撤往山区，不想撤的不勉强，料想鬼子不会在泰安县城实施疯狂报复，毕竟他们也需要维持一定的经济环境。
最后，黄苏、王建安和张海涛决定两支部队联手作战，鬼子向路西扫荡，泰安支队就发起攻势作战，牵制鬼子。鬼子向路东山区扫荡，泰西警备旅就向津浦路出击，拉住鬼子后腿，迫其回兵。还要多派小部队，随时随地破坏铁路，制造翻车事故。总而言之，要让鬼子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惶惶不可终日，确保鲁中战役顺利进行。
几个人商量好后，马上就组织部队分头实施。
到了13日上午，界首车站和大汶口方向分别传来了敌情。
原来，日军第二军司令官东久尔宫捻彦王中将一夜好睡，第二天早上起床后，越想越觉得昨天晚上挨寺内寿一大将的训斥和辱骂简直有损皇族尊严，这口气必须得出，不然传出去后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但如何才能出这口气呢？
东久尔宫捻彦王中将思来想去，觉得自己新来乍到，才华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