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宵对这个声音并不熟悉，他问道：“您好，我是阮宵。请问有什么事吗？”
“阮律师，我们见过一面的，”对方说，“我是齐大夫科室的护士，您可以叫我小汪。上回您来仁康找齐大夫，您给过我名片的。”
阮宵思忖片刻，突然才想起确有其事。那时候他因为冯玉莹的信息去过一趟医院，在询问齐煊去向的时候见到了小汪，并留了名片。
小汪说：“阮律师，您是齐大夫的朋友，我想齐大夫遇到这样的事，您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我冒昧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我在仁康后面那条街，见到过刘长林！”
据小汪说，手术后的次日，她中午出门取餐时，看到刘长林和另一个瘦高的男人进了一家高档餐厅。男人戴着一个黑色的口罩，看不清面目。
“因为刘长林对我们一向不怎么客气，他爸爸又昏迷了……他闹得很凶，我很难对他没印象。我很确定就是他。那个瘦高个的男人，我从来没有见到他来看望过刘长林的爸爸！”小汪义愤填膺，后来蓦地察觉到太过失态，小心翼翼地道，“阮律师，这个会有帮助吗？我们科室都觉得齐大夫是被人陷害了，齐大夫不是报道上说的那样！”
收线后，阮宵再次打开邮箱，查看了魏连辉律师发来的邮件。关于刘长林的背景信息，有一条吸引了他的注意，刘长林的儿子刘天晁曾欠下巨额赌债。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坚决拒绝与院方还有齐煊商讨赔偿的问题？为了维持良好的声誉，不论是否真的存在过失，院方都更愿意协商，尽快将事情压下来。走诉讼程序历时更为长久，很大可能并不能够拿到刘长林理想中的数字。
无论是刘长林还是管琴，他们的行为总是有让阮宵感到不合逻辑的地方。虽然他们一再声明，他们是为了揭露伪君子丑陋的嘴脸，为了让大众看清真相。但是拒绝协商，坚持走诉讼程序，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哪一个举动在阮宵看来，都不是为了解决现有问题，而是在拖延时间，意图扩大社会影响力。直接受益人，自然是与自由党站在对立面的和平党及其背后的势力。
不过这些只是阮宵的推测。找到确实可靠的证据才是重中之重。
医疗纠纷不是刑事案件，无法通过合法手段获得刘长林的账目往来的信息。不过可以尝试联络刘天晁的债主，看看是否近期有偿还债务。如果刘长林是因此受到指使，那管琴又会是受人指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