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舍、肯普卡和林格三人呆在进口处，等待炮击的间歇。炮击停止了，三人又跑回尸体旁。肯普卡全身发抖，把汽油浇在尸体上，他心里在想：“我不能这样做，却又在这样做。”
他从林格和根舍脸部表情看出；他们在浇汽油时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在进口处，戈培尔、鲍曼和施图姆菲格，带着恐怖而关切的心情，偷偷地看着这一切。
尸体上的衣裳全给浇透了，大风吹来，衣裳一动不动。炮击又开始了；但他们三人依旧一瓶一瓶往尸体上浇汽油，直到停放尸体的浅洼地都盛满了汽油。根舍建议用手榴弹点火，肯普卡不肯。他瞥见进口处消防水管旁有块烂布，便指给根舍看。根舍用破布蘸上了汽油。
戈培尔把一盒火柴递给肯普卡。肯普卡将破布点着，扔在尸体上。霎时间，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翻滚，形成蘑菇状，跟着便是一大股浓浓的黑烟。在一个到处火光冲天的城市中，这是小火，但令人毛骨悚然。人们精神恍惚，眼睁睁看着大火慢慢地将阿道夫和爱娃吞没。根舍和肯普卡，蹒跚回到进口处，人们又往尸体上浇汽油；在此后3小时内，他们不断往冒火的尸体上淋汽油。
根舍头晕眼花，慢慢爬回地堡。在地堡顶层，他见特劳德尔坐在凳子上，身旁放着一瓶施坦因哈根牌白兰地。他喝了一口；两只大手还在发抖。“我执行了元首的最后一道命令”他轻轻地说，“他的尸体被焚毁了。”
她没说什么。待根舍再次前去检查尸体时，她禁不住前去察看希特勒的居室。门开着。睡椅旁的地板上，放着装毒药的铜罐，看上去像装口红的空罐。在睡椅右边的坐垫上，她发现了血——希特勒的血。在一个铁衣架上挂着那条拴狗带和他的灰大衣；上边挂着他的有金s党徽的帽子和轻软的鹿皮手套。她决定将手套带回去做个纪念——最少带一只回去，但有件东西让她停住了手。她发现衣橱内有件银狐裘皮大衣，就是爱娃遗赠给她的那件，但特劳德尔不愿要它。那东西有什么用？她所需要的是一小瓶毒药。
当晚，希特勒和爱娃的骨灰被扫到一张帆布上，根舍回忆说，“倒进地堡进口处外边的一个弹坑里，用土埋了，还用木桩将土夯得结结实实。”
他被埋葬在失败的瓦砾中；不是像他指示建筑师吉斯勒的那样，埋葬在慕尼黑（“我出生在这里，开始搞运动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在埋葬他时，本应有人在场，朗颂巴尔杜·冯·席腊赫根据元首自己的话编成的诗歌的：一队队士兵屹立在这里；身穿灰s制服的战士，一排样，望不到边际。
在风雨中，他们散开，散开……
有可能，他们将我抛弃——但，即使孤身一人，摇摇坠地，我也要将我们的旗帜高举！
我的微笑着的嘴唇，也许会说出狂语，但是，只有我先倒下，才会倒下我们的旗帜，并化作一件寿衣，骄傲地盖住我的尸体！
旗帜在他倒下的地方倒下了；与他一起死亡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想要生存千载的第三帝国。因为他，他热爱的德国躺在废墟上。
他之生命的动力——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烟消云散了。这是最大的讽刺。他原拟消灭600万犹太人，并以此作为奉献给世界的厚礼。但是，这反而导致建立起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尾声
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国家社会主义也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领袖后，它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中，没有人想将希特勒的远征继续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尔卑斯山堡垒”到头来也不过是幻想而已。原看来是20世纪最强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自拿破仑逝世以来，没有哪个领导人之死如此g净利落地将一个政权铲除。
即使在死后，德国元首仍是个神秘人物，使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议。即使他的尸体已在冒烟，地堡内还谣言四起，说“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克斯曼，已将一部分骨灰装进一个盒子，按指示在柏林城外安葬。听到元首自杀的消息，有些德国人拒不相信。例如，菲格莱因的父母就曾对美国的一名反间谍情报人员说，他们的儿子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和希特勒“均在阿根廷，一切都很好”斯大林也有怀疑。他对哈里·霍普金斯说过，他觉得希特勒之死是“可疑的”希特勒肯定已出逃，与鲍曼一起在某处隐姓埋名。直至1968年，苏联的历史还是持这种说法。1968年，苏联一位新闻记者，列夫·贝济孟斯基，出版了一本书。该书透露，俄国人确曾于1945年5月4r在地堡外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希特勒的尸体。作为证据，贝济孟斯基还将苏联红军法医委员会的验尸报告收入书内。该报告称，在希特勒嘴里发现有毒药瓶的玻璃碎片——